“断裂”与“重构”：资本转换视角下水库移民的精准脱贫
以南水北调外迁移民安置区“平凡的”SW新村为例探索水库移民群体精准脱贫之路，研究发现资本转换路径通畅与否是移民群体精准脱贫的关键，主要体现在搬迁之初移民群体次生贫困和介入性贫困问题难以解决是由生计交换子系统脆弱性与生计断裂共存以致移民群体资本转换路径受阻引起。SW新村以8年时间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同样在于多方努力下资本转换路径的重构：通过自然交换升级打破传统农业路径依赖；政府提供市场转换条件实现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得以向物质资本转换；社会交换挖掘移民传统文化中优势文化资本清除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的障碍；运行良好的资本转换活动“倒逼”制度分离的“交换层面”被打破，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良性循环。
关键词：水库移民；精准脱贫；资本转换；断裂与重构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6月颁布《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从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对我国整体扶贫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更有效指导推进全国扶贫工作。在多种分类的贫困群体中，由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产生的水库移民群体贫困问题更难以处理，与其他群体原生贫困相比，移民群体介入型贫困和次生贫困问题突出；而社会空间转换下移民群体在安置区多维度资本要素禀赋相对存量与增量之阙如又意涵其精准脱贫之路羁绊重重。水库移民精准脱贫不仅关乎为国奉献群体整体福利的改善，更关乎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问题。
笔者以2017年3—5月期间在河南省P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外迁移民安置区的调研资料和访谈笔记为基础，以资本转换视角对相对“平凡的”外迁移民安置村SW新村精准脱贫之路进行深描，记录水库移民群体精准脱贫之路的生态足迹，为现阶段水库移民贫困群体的脱贫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验资料。
生计资本定义在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新资本定义之后，资本内涵由传统的设备、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含义拓展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首先，拓展后的定义依然保留“资本”最初的逐利性，但现有研究中与生计贫困相关的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并未体现出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与可转换性共存特征：不同个体在各自场域中自身拥有不同类型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并最终达到个体资本再生产和生计发展的目的。结合本文研究目的，笔者认为水库移民群体贫困和脱贫问题的实质可以看作：在嵌入性宏观环境中，贫困个体支付一定成本后，通过资本转换活动增进个体某项资本要素禀赋这一过程是否通畅的问题。其次，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其理论基础源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最终分析框架由英国国际发展部于1998年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该框架提出5种生计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侧重点在于描绘个体如何在外部环境中(脆弱性环境)运用自身生计资本实现发展，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脆弱性环境、制度、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之间的循环关系，并展现制度与生计资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连通结构分析范式与个体分析范式。但该分析框架仍存在不足：结构分析范式中分析框架主要探讨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关注不够，水库移民生计资本转换活动更多嵌入在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个体分析范式中该框架则存在对“经济资本”过于依赖，同时缺少跨时间维度动态分析等缺陷。
笔者构建了“资本转换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图1)，以达到个体与结构分析范式的有效结合,体现资本不可替代性和可转换性的共存特征,并关注非正式制度与非经济资本作用。
具体而言，该框架的运行机理为：第一，框架运行的核心动力为移民群体5种生计资本通过与外界互动不断的良性转换实现各项资本存量的螺旋上升。而此处构建的生计资本结合布迪厄新资本理论、SLA框架和水库移民贫困特征加入文化资本，改善SLA框架过于关注经济资本的缺陷；且在调研过程中发现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的分类对于移民村农户来说意义重复，因此融合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统称为物质资本。第二，微观个体生计资本转换主要依靠3种媒介进行转换：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第三，微观个体生计资本转换活动并非孤立的转换，实际转换活动“嵌入”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子系统的属性之中(此时的制度环境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需要不断与制度环境进行能量交换。制度环境干预可能成为资本转换的桎梏，但由于个体能动性运行良好的资本转换活动同样可以“倒逼”制度分离的“交换层面”被打破，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的良性循环。
SW移民新村位于河南省中部P市JX县，原居住地位于河南省NY市XC县，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外迁第一批移民。在安置方式上SW新村移民属集中外迁安置：与分散型安置和后靠安置相比，集中外迁安置可解决内部融合和后靠安置环境容量不足等问题。但强制性远距离外迁安置则更易引致介入性贫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断裂以及多条资本转换路径受阻等问题；且相对于分散安置的“个别问题”，远距离集中安置更易引发群体性权力排斥、贫困、道德虚化或边缘化等问题。从地理位置上来看，SW新村位于JX县城西北部，距县城约4km，交通方便。人均耕地仅有0.069hm2，均为旱地。目前全村人均收入约11200元，基本全部脱贫。而且从整体结构来看，外出务工收入占33%，农业收入占10%，经济作物种植业收入占30%，财产性收入(集体分红) 占20%，其他(如转移性收入)占7%，收入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且以采摘园区和小型新型建材厂为主集体经济年产值达1000万以上，不但成为移民安置区中的示范代表村，也成为最新一批“河南省2016 年移民乡村旅游试点村”。
然而笔者在2017年3—5月期间于SW新村调研过程中发现，在村干部和村民看来由最初搬迁至此无任何优势资源、平均收入仅4100元且贫困人口接近25%，经过8,年时间发展到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笔者将在以下两节中通过调研期间搜集的基础资料、问卷资料以及访谈记录，以资本转换视角分析框架深描SW新村水库移民由“多维贫困”到“精准脱贫”是如何“脱胎换骨”，以期对其他农村地区和水库移民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一些可靠的现实依据和对策建议。
1.交换子系统脆弱
生计资本的“嵌入性”决定其转换效率，甚至转换结果的成败都要依赖于交换子系统的外部环境。并且交换活动要遵循子系统结构层次的构建因素，如自然交换活动要嵌入于自然系统自身属性的规则和制约：土壤、阳光、温度等直接影响着交换互动过程和结果。而SW新村水库移民在搬迁之初，在子系统外部环境上无任何优势。首先，自然交换子系统脆弱性凸显。这里的脆弱性既有地理因素也有结构因素，P市地处农业人口大省河南省的中部地区，2009年第二次河南省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仅0.08hm2，且中部4,市属后备土地资源枯竭地区(P市赫然在列)，在这样的宏观地理因素限制下，调配土地面积仅为人均0.069hm2；其次，从土地质量上来看，调配给移民的土地是本地人农业发展千百次种田实验下的边角料、劣质田，无法与移民口中原先水田的质量相比较；再次，市场子系统容纳量逐渐萎缩，在刚搬迁来的前几年，移民处于调整期，与市场子系统进行交换的活动不多。而在2012年我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速下降，这一点在我国普通县域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土地财政”热浪过后，并无其他劳动力承接点。伴随着我国近期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可承接大量劳动力行业如制造业和建筑业进一步萎缩。最后，“移植”活动带来的社会子系统排斥反应。
2.生计断裂：“多维贫困”
在搬迁之初对于移民个体来说，其生计状态是断裂的、多项资本存量是匮乏的，转换路径是受阻的。
第一，自然资本贫困。本文中的自然资本指的是农户与大自然接触过程中由大自然提供并可用于维持生计的资本。水库移民原先拥有的大量自然资本在搬迁之初基本全部丧失，更重要的是移民在搬迁后从土地上的收成并不能给家人带来“体面的生活”，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变差而劳作成本却在上升。面对生计并无他法，家底殷实的家庭尚可依靠“存粮”度日，而大部分移民由以前从未感知贫困是何物陷入由自然资本贫困带来的焦虑之中。
第二，物质资本贫困。本文与水库移民相关的物质资本指的是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家庭资产以及基础设施。需要区分的是公共型物质资本和家庭型物质资本，由于安置区建设属命令式建设计划，仅关注公共物质资本可能掩盖“富庙里的穷和尚”现象。SW新村迁入之初，安置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相对于搬迁之前得到了很大程度改善。通过与多数移民深度访谈，搬迁初期与外表相对的是移民家庭型物质资本十分有限，贫困户更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其原因有三：其一，移民迁出地仍属传统乡土社会，物质资本不足是其特征之一，但这种特征在搬迁初期与外界近在咫尺的“消费社会”对比下，家庭型物质资本匮乏被扩大数倍。其二，移民在迁出地时，国家90年代初期就对丹江口水库库区下达封库令，但最终移民搬迁是在2011年完成，前后相差近20年，库区搬迁区域这20年间发展基本处于静止状态，移民群体缺乏发展动力，无力对家庭型物质资本投资，而这项不足在进行补偿时却并未纳入。其三，在搬迁之初，由于生计交换子系统和自然资本“双重限制”下并无重新投资家庭物质资本的能力。
第三，人力资本贫困。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贫困与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难以形成生计发展或脱贫动力还略有不同：其一，农村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本质还属于人力资本结构中的“弱质”型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特别是正规教育的人力资本水平。其二，作为人力资本中另一个重要方面，非正规教育(如技艺、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在强制—介入型搬迁下导致水库移民群体“人力资本失灵”。其在迁出地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劳作方式、育种、耕作以及田间管理等技能在安置区变得聊无意义，在新“场域”中需以时间和资本对人力资本重新进行投资，而这个“空档期”正是水库移民人力资本的贫困期。
第四，社会资本贫困。对于SW新村水库移民社会资本贫困在搬迁初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断裂中的延续。笔者在调研中进一步发现搬迁之初，正是这种“断裂中的延续”导致移民群体社会资本贫困，自我保护的同时切断与外界联系的关系网存量阙。其二，搬迁初期，空间上的流动并未切断与“根”的联系，一部分强关系保留在迁出地，在老家人眼中移民群体已成为“致富者”，无形中给移民群体增添了许多“额外”责任，使其在搬迁初期本来就贫瘠的生活为了要维持这种“无效”社会资本而雪上加霜。
第五，文化资本贫困。水库移民群体特殊性导致其文化资本随空间转化同样发生着对照坐标系的迁移，搬迁之前移民自身所属文化资本并不影响该群体由本地文化资本为坐标系原点出发的不同转换路径，资本存量也是充足的。但搬迁之后，坐标系转换原则之下，参考原点不能再以迁出地文化为基，与安置区居民的文化资本存量相比，移民群体的新文化资本存量是相对匮乏的。导致其社会适应样态偏离融合、同化而更趋向于分离和边缘化，以安置区文化资本为原点的资本转换路径阻塞，并超出当地政府和社会系统所能调节的范围，最终与安置区生产生活相脱节于。此外，搬迁初期,SW村移民的脱贫问题不是“不能”的问题，而是“不要”的问题，多数移民在搬迁前期都抱有强烈的为国奉献国家就应该对我全部负责以及“等、靠、要”思想，走进类似非洲扶贫“越扶越贫、越扶越懒”的怪圈，群体性贫困文化特质突出。
时至2017年5月份为止，SW新村在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下，移民群体通过自然交换、市场交换、社会交换以及与制度环境交换等生计资本交换活动，导致生计资本重构和资本结构优化的这条逻辑主线对SW移民新村的精准脱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自然交换。SW新村的自然交换过程同时也是自然资本升级摆脱传统农业路径依赖并向物质资本转换的过程。其自然交换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不破则不立。面对SW新村搬迁之初无休止的上访问题，JX县移民局领导通过商议决定不能任凭事态发展不管不问，通过认真研究上访重点问题后发现SW新村自然子系统脆弱性较强，但却有几项天然优势：一是人均土地面积少，但整体性完好、不分散，有农业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基础条件；二是移民不好惹且抱团现象严重，但可减少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三是移民村干部对上访问题也头痛，但他们更倾向于把安置补偿费用中村集体部分拿出为集体经济投资，早日结束无休止的上访。其二，移民局与村干部和移民达成一致后，首先通过移民局协调农业技术人员帮助测量土壤酸碱度及矿物质含量，经测量SW新村的土地状况最适合种植葡萄，随后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大棚建设支持，村集体提供成片土地和动员积极分子支持；其次，村集体土地一部分规划为小型新型建材免烧砖厂，村集体经济投入初始建设启动资金50万，并接受村民以劳动力或者资本形式入股。最后，村集体土地另一部分规划为移民老家优势猪种“师岗猪”黑猪养殖场，养殖场地由政府投资建设，SW新村提供老家黑猪品种和村里养殖能手。
第二，市场交换。SW新村移民群体通过完善市场交换条件，打通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向物质资本转换的路径。其转换途径主要有以下4步：其一，转变企业人员安置策略。由于对前期实验性的企业安置失败经验总结，SW新村L村长认为，主要是由于村里男人普遍保留原有传统乡土社会中“悠闲”和“散漫”的生活习惯，村中女人一直以来对家庭的责任感更强，忍耐性和适应性也更好，于是调整进驻企业的安置人员由男性群体转变为女性群体为主，从事医疗器械组装计件工。由此排除了由于文化、性别不适应而导致移民群体劳动力参与市场交换的障碍。其二，为从事农业产业发展非积极户提供同样技术培训和指导，为其随时进入市场交换活动提供前期基础。其三，通过政府搭桥打通市场与移民村产品之间的通道。其四，县移民局在SW新村设置互助基金为贫困户提供资金支持平台，降低贫困户由于社会资本贫困无法获取贷款而难以参与市场交换活动的概率。
第三，社会交换。SW新村社会交换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挖掘移民文化中积极部分带动移民群体社会资本转换互动，移民文化并非只有“等、靠、要”等贫困文化，其迁出地传统社会还为移民群体保留“诚信、吃苦耐劳、团结、非拜金婚姻观”等积极文化部分。实践中JX县移民局干部充当“媒婆”角色推动移民村与安置区其他村庄之间的联姻活动使移民文化积极部分不断得到邻近村庄认同，并为移民群体消除文化隔阂和社会网络重构提供动力基础。其二，SW新村通过举办文化型社会交换活动促进村民社会资本提高，如每年春节前SW新村会在其村部食堂举办“丹江鱼宴”并邀请邻村村干部、村民广泛参与，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移民社会资本得到补充，为其获取打工信息、种植技术互动提供平台。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带动社会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进一步转换。
第四，制度环境交换。搬迁之初，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移民资本转活动互动都是不利的，如正式科层制与项目制之间的张力会使移民村申请的扶贫项目或后期扶持项目在传递过程中被替换或过滤；如非正式制度的“功能性排斥”又会让移民村干部为村民跑项目过程中遭受不利竞争并最终被淘汰。但随着自然交换、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带来移民群体资本转换活动的良性运转，这种“不利环境”又反过来向着有利于移民群体脱贫致富方向发展：2015年之后约有10多个政府部门扶持资源“主动”进驻SW新村。
本文以“资本转换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深描“平凡的”SW新村水库移民由搬迁之初“面朝黄土背朝天”至“精准脱贫致富”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资本转换活动是移民群体脱胎换骨的重要行动策略和逻辑主线；第二，资本转换过程要通过自然、市场、社会以及嵌入性制度的交换活动实现，这些交换活动带来移民群体生计资本积累和结构优化，如市场交换环境改善不仅可以提升移民的物质资本，同时在移民群体能动性下其社会资本也在不断地提升和优化；第三，资本转换活动良性循环可以进一步形成移民群体发展的良性循环，倒逼不利于移民群体精准脱贫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朝着有利于其群体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探讨嵌入性制度交换的资本转换过程中，大量社会资源和项目资源“主动”投入到新村是在SW新村成为示范村以后，这种投入属于“后发式”精准扶贫资源投入，这个现象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无疑会带来整体性精准扶贫工作的低效率，对于其他亟须扶贫资源的村庄和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相对剥夺。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对这种低效率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这也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李晓明.“断裂”与“重构”：资本转换视角下水库移民的精准脱贫[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5）：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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